赠与合同2（精选30篇）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是指无须具备法定情形，可由赠与人依其意思任意撤销赠与合同的制度。作者认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与合同一般撤销权有很多不同，从根本上讲，它相当于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原因如下。第一，从适用范围看，任意撤销制度中的对象为一般性赠与合同，其为诺成合同，承诺生效则合同成立生效，而合同的解除正是适用于确定生效的合同，并非像撤销那样欠缺生效要件。第二，从发生的原因看，任意撤销权是据赠与人自己的意思，而非像合同的撤销那样是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因而它是一种对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第三，从程序上看，任意撤销权是权利人自己行使，不需经仲裁程序或法院的诉讼程序，只有在争议时才提请仲裁或诉讼，不像行使撤销权那样一定要经过诉讼或仲裁程序，这一点也正好体现了解除权的特征。因此，将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定性为一种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更接近于它的本质。

　　（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限制。CoM

　　因任意撤销权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全依权利人之意思表示，如无限制，则赠与合同缺乏应有的约束力，故各国民法均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设定一定的限制。

　　首先是在主体方面的限制。据《合同法》规定，任意撤销权的主体仅限于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日本民法典》规定与我国这一规定有所不同。《日本民法典》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进行的赠与，各当事人可以撤销。但已履行的部分不在此限。”可见，《日本民法典》对赠与合同的主体未作限制。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律应当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受赠人在接受赠与财产之前，完全有权拒绝赠与，因此，应从立法上赋予受赠人任意撤销权。若起初受赠人承诺接受赠与，而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又不接受赠与财产，则赠与合同是否可以被撤销或解除呢？据平等原则，在受赠人未接受赠与财产之前，受赠人应当与赠与人具有平等的撤销权。作者并不赞同此观点。事实上，平等也是相对的，平等原则不能滥用，从根本上说，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设置的目的是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来实现当事人的利益的平衡，若再赋予受赠人以任意撤销权，则有悖于该制度设置的初衷。因此，作者认为，任意撤销权的主体只限于受赠人。

　　其次是在行使条件上的限制。行使对象仅限于一般赠与合同，不属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书面的赠与合同所谓道德义务是指依一般社会观念，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准则而承担的义务。有时，为协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微妙关系，使法律之规定能够符合一般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法律将某些道德上的义务视为法律义务，即道德义务法律化。就该种赠与而言，赠与人在为给付前已收到了“道德上”的对待给付，故不得任意撤销。此为各国民事法律的共同准则。如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社会公益赠与，则不利于倡导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风尚，甚至方便了欺世盗名，而与赠与本身的价值和社会目的相悖。我国法律将道德义务延伸到社会公益性的赠与合同中，体现了对赠与的道德风尚的肯定与倡导，作者认为符合我国传统与的国情。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和书面赠与合同也不得任意撤销，主要考虑到赠与人若采取此两种方式与受赠人订立赠与合同，则应当已经考虑周详，若再授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既有失合同的严肃性，也使受赠人处于明显不利地位。我国合同法中未规定书面赠与合同不得任意撤销，此为立法的不足。

　　三、捐赠的相关法律问题

　　《合同法》第188条规定：“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

　　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且依186条第2款此类赠与为不可任意撤销合同。实际上这些规定在学者建议稿中本来也有，但在1998年9月公布的向全民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也许是考虑到当年一些赈灾募捐中有认捐人事后拒不交付的问题的发生，在最终通过的《合同法》中又加入了这些内容。从这一点上推测，该条的目的也许在于应对前述认捐人拒不交付的问题。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如1998年夏天我国南方诸省遭受洪灾，中央电视台和民政部等举办了赈灾捐赠活动，一些单位当场认捐钱物，但事后拒不交付，对这类情况受赠人可以请求赠与人交付赠与物。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经过十来年的司法实践，使得近几年来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出现后的赈灾捐赠活动中已很少看到单位或个人在当场认捐钱物，但事后拒不交付的现象了，这不得不归功于合同法颁布十几年的所取得的成果和作用。

　　实际上关于无偿给与的情形，除赠与合同以外，尚有其他情形被总称为“捐赠”或“捐助”的。所谓捐赠，是指赠与人为了特定公益事业、公共目的或其他特定目的，将其财产无偿给与他人的行为。不过，“捐助之内容颇为复杂多歧，捐助不过为一总括名词而已，如涉及法律问题时，自应究明其实际情形，而决定其性质，俾适用有关之法规。”但总的说来，可以将捐赠分为可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与不能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两类。

　　第一类：可以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捐赠。这类捐赠既有明确的赠与人，也有明确的受赠人，故就其实质而言，与普通之赠与在法律关系上并无不同，可以直接适用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定。此类捐赠如为某校捐赠50万由其自由支配，或向某已成立的基金会（财团法人）捐款若干等。当然此类捐赠也可以附加一定的条件，如限制捐赠款项目的用途等即为此类。

　　第二类：无法直接适用赠与合同规定的捐赠。这种捐赠或者由于捐赠时受赠人并不明确，因此无法成立赠与之合意，故而无法形成赠与合同；或者由于捐赠人虽有使受赠人受益之目的，受赠人也明确，但赠与之财产并非直接交给受赠人的，也不同于一般的赠与关系。故就此仍需区分两种情况：（1）在捐赠人承诺捐赠之时，受赠人为谁尚不明确的，由于此时缺少合同的相对方，故而双方之间不能就赠与达成合意。如前述提及1998年夏我国很多地方水灾，中央电视台与民政部的举办的赈灾晚会中，有些单位当场认捐，但事后并不交付的，由于捐款人当时并不是捐给中央电视台和民政部的，他们不是受赠人。故而此时作为赈灾活动发起人的民政部及中央电视台此时不可能依赠与合同请求对方交付。有学者认为，此时发起人并不因此而受利益，不应认为受赠人，应认为有为募集目的使用之义务之信托的让与。依日本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刑事判例，某镇为收买道路基地捐助于市，以促进道路修建之目的，募集捐款，而从事募集之道路委员三人，擅支用其保管之金钱，日本大审院以其募集金钱信托的归属于发起人团体，认为构成侵占罪。从而，依此种信托让与的规定，发起人负有依约向受赠人交付财产之义务。但是，我国《合同法》并未承认信托为一种有名合同，因此无法适用这种“信托让与”的规定。但我国法律上有关于委托合同的规定，因此可认为构成“委托赠与”关系，依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2）对于由非受赠人募集，但受赠人明确的捐赠，如为某因贫困无钱交学费的学生募集学费的，此时当事人关系构成第三人利益合同，因此可依赠与及《合同法》第64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共同规范之，使受赠人可直接向其请求履行，当然此时受赠人请求履行也须依诚实信用原则为之。

　　此外，还有所谓义演、义卖的问题。在此关系中，对于义演人、义卖人取得之收入，购买人及买票参观者均得请求其向受赠人履行交付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应依购买人与义卖人何人将收益交付给对方二种情形来确定谁为捐助人，从而确定是在购买人与对方还是义卖人与对方之间成立捐赠关系。我们认为这只是对这种情况的事后陈述，即只有在收益交付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因此，这种区分并无多大实际作用。作者认为在义演、义卖之时，如购买人直接将钱款等交付给受赠人的，则直接在购买人与受赠人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如由义演人、义卖人将其义演、义卖收入归为自己以后再交给受赠人的，如其在义演、义卖前未声明其表演或拍卖等有捐赠目的的，则应认义卖人、义演人为赠与人；如在此之前已声明有为捐赠之目的的，则与前述之第三人利益合同作相同处理更为合适。

　　参考文献

　　[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96—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