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统计调研报告（精选27篇）

　　二是对于规模较大、资金比较充足、发展思路明确的企业，如唐山数字家居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大洪品牌农产品（唐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应重点推动，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吸引其它企业入住我区，逐步形成企业集群，促进我区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加强人才培养，适应产业发展需求

　　目前我区电子商务不论是运营、开发、维护还是网络销售、供应链管理等人才都相当匮乏。建议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电子商务培训，采取专题讲座、操作技巧演练、现场体验、典型引路等方式，对行业主管部门、企业领导和从业人员进行培训，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促进全区电子商务的发展。

2024年统计调研报告 篇24

　　党的xx届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湖南地处内陆，是对外开放相对薄弱地区，但也意味着巨大的开发开放潜力。作为后发地区，湖南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和安全的相统一。

　　一、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问题和差距依然明显

　　近年来，全省深入实施“开放崛起”战略，坚持“扩规模”与“转方式”相结合、“促内需”与“扩外需”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开放型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发展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比，与中西部兄弟省份比，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的格局比，还存在开放不够、规模不大、水平不高、质量不优等诸多问题，并且有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危险。

　　1、总量增长迅速，但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近5年来，全省实际利用外资从XX年的40.1亿美元增加到XX年的88亿美元，年均增长17%;外贸进出口额从125.7亿美元增加到246亿美元，年均增长14.4%;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从10.5亿美元增加到29.2亿美元，年均增长22.7%;对外投资连续7年居中部第一。XX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列全国第10位，中部六省第3位，但我省进出口总额仅列全国第21位，中部六省第5位，仅为湖北的65%、安徽的52%、河南的44%、重庆的36%;外贸依存度仅为6.3%，低于全国48.8%的平均水平;利用外资仅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3.3%，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5%;外汇存款余额仅为22.4亿美元，居全国第22位，贷款余额54.4亿美元，居全国第21位。

　　2、结构有所优化，但落后全国平均水平。XX年我省出口额的企业仅15亿美元，而河南、湖北出口额的企业分别达到近300亿美元和50亿美元。出口商品中，钢铁、有色等传统粗放型产品占比达到30%，而且主要是资源输出型;加工贸易仅占总量的29%，低于全国35%的平均水平;利用外资中，来自香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地区的占80%，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仅占9%;第三产业占比仅为2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30个百分点。全省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仅居全国第18位、中部六省第4位，进出口额仅相当于上海的2%、北京的3%、广东的4%、湖北的1/2。

　　3、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但带动力强的新兴产业仍然不多。近年来，通过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大力承接产业转移，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相继落户湖南，世界500强企业有131家来湘投资，总数居中部第一，上海大众、广汽菲亚特、蓝思科技、富士康、欧姆龙、台达电子等一批战略项目的相继落户，带动了我省汽车、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我省仍然缺乏像河南富士康电子信息产业、重庆5+6+800笔记本产业集群(5大品牌商、6大代工商、800家零部件厂商)、西安三星电子这样具有带动效应的大产业。XX年，河南富士康一家企业的进出口就近300亿美元;重庆出口笔记本电脑近6000万台，全球每4台笔记本电脑有一台重庆造，以电脑等智能终端为主的工业品实现出口450亿美元。三星电子西安高端存储芯片项目第一期70亿美元投资达产后，每月可生产10万片，可形成660亿元人民币的年销售收入。

　　4、载体平台不断夯实，但承载聚集能力薄弱。我省目前有2家综合保税区，6个国家承接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13家园区、80家省级及省级以上园区等开放平台，平台数量居中西部前列，但这些平台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承载聚集能力薄弱、投入产出效益不高等问题。XX年我省80个省级以上园区利用外资仅占全省总量的36.6%，有40%的园区利用外资为零，13个园区利用外资仅占全省总量的20.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80个省级以上园区进出口总额仅占全省总量的45%，有30%左右的园区进出口为零;长沙机场国际旅客居中部第一，但国际航空货运量仅居中部第4。

　　5、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仍需继续优化。近些年我省以项目服务年等活动为抓手，在改进服务、优化环境和降低营商成本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有些问题企业和群众反映仍然比较强烈，有待进一步优化。比如行政审批程序仍然繁琐，时限较长。不少审批涉及中央、省、市、县四个行政层级和多个行政部门，形成纵、横两个审批“链”，环节之间不顺畅，上下之间不协调，我省一个外商投资项目走完所有的审批流程最快要120天。一些地方部门对政务中心窗口授权不充分，窗口成了“收发室”、“传达室”。权力部门化与利益化的问题亦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和交叉执法的现象还较为普遍。许多中介机构依附于政府部门开展服务创收，加重了企业负担。许多地方政府对前任领导所定的政策措施不兑现。

　　6、机制体制建设有所完善，但有待进一步理顺。近年来，我省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省委副书记、人大副主任、分管副省长、政协副主席为副组长，省商务厅牵头，省直有关部门为成员的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措施，同时建立健全了部门联席会议制、重大项目调度制、重大活动协调制、重大任务交办制度、工作督查问责制等工作推进机制。但是，相关机制体制还有待进一步理顺。比如加强招商引资活动的统筹规划，避免招商活动过多过滥不实的问题;比如内资、外资分头管理，资源分散的问题;比如园区管理、物流管理政出多门、整合不够的问题，等等。

　　二、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

　　(一)新变化带来新挑战

　　一是世界经贸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增速仍然偏低，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更加明显。全球需求结构深刻调整，不少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危机的沼泽，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经济“企稳回升”态势仍存变数，美债危机、欧债危机、日债危机没有根本好转，新兴国家增速下滑，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新一轮工业革命尚缺乏实质性突破。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xx届政府上台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调结构、促转型”为核心，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尤其xx届全会后，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障碍，在财政、金融、价格、企业、土地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国内消费市场仍面临内需增长动力偏弱和cpi冲高的双重压力。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企业景气状况较低，居民收入增长随之明显放缓。此外，国家在财政、金融、资源价格、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在给湖南带来极大的利好同时，也带来一定冲击。比如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可能对周边地区及中部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国家《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将使湖南钢铁、水泥等行业雪上加霜。

　　三是区域竞争与合作的态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全球范围看，区域竞争与合作仍在深化，各国抢占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利用外资承接产业转移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和新兴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冲击。越南、泰国、印度等其他新兴国家其更低廉的生产成本，对我省承接产业转移造成冲击。而且在国内，中西部省份之间以及沿海省份的竞争越来约激烈。中西部省份为争取企业落户，各出奇招，力度空前。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省份为促进省内区域协调发展，争相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扶持政策，鼓励本省资金和产业向省内落后地区转移。

　　四是湖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目前，随着“四化两型”、“三量齐升”战略的推进、我省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承接产业转移仍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和红利，进一步发展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随着明年沪昆高铁的开通，湖南将成为中部的高铁枢纽，劳动成本、土地利用和环境容量、要素保障比较优势仍然明显。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对外贸易面临国际贸易环境严峻以及自身产业竞争力不足的双重挑战。国际市场需求总体偏弱，刚刚结束的第1xx届广交会上，大会成交和客商到会双双下降，我省成交仅与上届基本持平，且三个月以内短单占比达80%左右。此外我省传统优势产业发展缓慢，新兴优势产业太少。目前传统产业中钢铁企业经营困难，纺织服装产业的规模在不断缩小，农产品行业规模没有大的扩张，有色金属缺乏可持续性增长，日用陶瓷大而不强，花炮规模难以扩大;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动漫、汽车及零部件是近年来我省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但是，除装备制造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优势外，其他都没有做大做强。